2024年4月2日，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边境城市埃尔帕索，国民警卫队成员正在设立用于隔离移民的栅栏

文/《环球》杂志记者 宿亮

编辑/吴美娜

　　“我们拒绝全球主义思想，我们接受爱国主义信条。”2018年，在联合国大会公开演讲中，还在第一任期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将“全球治理”与“美国自主”对立，强调“美国第一”，在联合国讲台上明确抵触多边主义合作与美国“全球主义”政策。

　　如今，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后，同样祭出“美国优先”政策，逼北约盟友提高军费开支、第二次退出《巴黎协定》、在全球征收“对等关税”……

　　不少人担心，“美国优先”将全方位取代美国“全球主义”政策，给世界带来颠覆性的变化。然而，这两种看似针锋相对的政策，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形势下为美国霸权穿了两件不同样式的“马甲”，核心都是为美国攫取利益、打击对手、霸凌伙伴和巩固霸权地位。

　　“美国优先”盖过“全球主义”，凸显美国内部政治矛盾，也体现了实力地位变化下美国维护霸权的现实选择。

时代催生美国“全球主义”

　　什么是美国政治语境下的“全球主义”？在西方政治科学教科书里，全球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理念，认为一国发生的事态不可能与其他国家独立开来，因此应以国际眼光和视野筹谋经济与外交政策。对于政府来说，“全球主义”意味着在实现政治目标时，优先考虑国家间的联系和全球影响，而不是服从于孤立主义的动机。

　　“全球主义”不等于“全球化”。全球化是一个自然过程，虽然背后也有发达经济体和大资本的推波助澜，但其本身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定发展机会。而“全球主义”是一种政策手段，目的是通过对外干预等手段实现美国全球霸权。

　　美国政治的全球主义传统始于伍德罗·威尔逊时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美国提出了“十四点原则”，倡导建立国际联盟，开启了美国对外政策所谓“全球主义”传统。威尔逊的“全球主义”，旨在打破英法控制的殖民体系，为美国工业资本开辟更大市场。

　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乔治·马歇尔提出援助欧洲的“马歇尔计划”，推动美国政策朝着“全球主义”方向继续深化发展。“马歇尔计划”从根本上讲并非其所宣称的“针对饥饿、贫困、绝望和混乱”，而是为了把美苏冷战的前线放在欧洲。

　　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（北约）是美国“全球主义”政策在安全领域的重要体现。北约奉行集体安全原则帮助美国构建重要军事同盟，这套体系的目的是利用盟友服务于美国全球目标。

　　冷战结束后，沉浸于“历史终结”的美国开始更加激进地推进“全球主义”政策。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在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》签署仪式上承认，“我们无法阻止全球变革，也无法推翻国际竞争”，因此，“我们必须领导它，使它符合我们的价值观”。

　　长期以来，美国在“全球主义”政策下，构建了以美元霸权和全球贸易为基础的经济金融网络，以北约和军事同盟条约为基础的安全网络，二者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。21世纪初，美国也没有放弃“全球主义”政策，频频干预其他地区事务、加强经济控制力。尽管运用手段和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，但战略目标没有丝毫改变。

　　“我们要眼光长远，认识到世界正在改变，我们也要适应这些改变。”美国前总统贝拉克·奥巴马曾这样说。这些说辞听上去堂而皇之，但并没有改变美国“全球主义”的实质——推行美国霸权的政治工具。

　　对于“霸权建构”，美国的战略目的是确定的，而政策工具可以调整。这种调整，发轫于特朗普第一任期，并在其第二任期臻于成熟。

祸水外引为国内减压

　　对美国而言，重大外部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往往源于内部压力，也就是国内政策的“外部性”。举例来说，美国社会就像一个压力锅，当其中的温度积聚到一定程度，必须找到“泄压阀”。纵观美国社会史，没有一次危机不是如此循环。用“美国优先”替代“全球主义”，也是寻找“泄压阀”的一次过程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逐渐成为推进全球化的“急先锋”，与当下美国单边主义、逆全球化的政策正好完全相反。

　　当时，美国大企业苦于不断攀升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难以保持利润率，经济发展陷入滞胀，加上美国陷入越战泥潭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走上街头。面对这种困境，美国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，形成国际分工和产业链，让国外廉价的劳动力服务于美国跨国企业，把利润拿回来增加国内福利，疏解国内压力。

　　美国在经济上执行这种“全球主义”政策，本质就是为服务于国内社会需要，充分反映了“全球主义”的工具性特征。

　　到20世纪末，美国因内部驱动不断推进全球化从而实现了快速发展，客观上也带动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增长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霸权工具的实质。

　　然而，全球化发展带来了新的危机。

　　在美国国内，全球化带来的巨额利润分配严重不均，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家从全球收割红利，美国“铁锈带”的传统产业工人和大量底层人口却完全无法从中获益，美国国内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美国最富有的1%人口控制了全国30%的财富；最富有的10%的人口控制了全国60%的财富。美国“压力锅”中的压力再次积聚、冲顶。

　　在全球范围，全球化带来的福祉也没有以普惠的方式分配给所有国家。美国凭借美元霸权，不仅廉价获得全球优质产品，还在金融市场聚敛全球财富。“美国吃肉、欧洲喝汤、穷国嚼蜡……”已经成为传统全球化的“原罪”。

　　矛盾的集聚，最终导致美国国内爆发了一次次危机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源自金融资本缺乏监管的贪婪，“占领华尔街”运动反映了年轻人对于病态社会结构的抗争……

　　面对这样的压力，美国政客们无力大刀阔斧改革国内经济结构，更无心推动全球化走向更加普惠包容，反而寄希望于在美国之外找到一个新“敌人”，来转移内部矛盾、纾解社会压力。这种叙事的结果就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上升，把问题的产生归结于别的国家“占了美国的便宜”。

　　所谓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的“MAGA运动”和“美国优先”这一政治口号，都源于此。美国“全球主义”政策在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承受了极大压力，而特朗普及其政治势力的崛起，为压力释放找到突破口。

药方不同，病症一样

　　本质上，“美国优先”与“全球主义”只是采取政策方向的不同，无论持有哪种政策主张，无论是谁担任美国总统，目的都是为维护美国霸权。

　　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，“美国优先”并非美国共和党极端保守势力了不起的发明，美国历史上其实多次出现这一政治口号。口号何时出现，其背后具体有什么样的内涵，全凭当时当地的政治需要。

　　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，美国国内均有政治势力主张“美国优先”，其目的是希望美国置身战争之外，既安抚国内德裔民众的感情，又“坐山观虎斗”，坐等欧洲在战争中消耗实力。美国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参战，但两次成为大战的最大受益者。

　　再把历史的时间指针向前拨动，美国“门罗主义”奉行“美洲人的美洲”，表面上反对“全球主义”，实际上也是在当时条件下试图划定势力范围，防止欧洲插手美洲。

　　回到当下，从“全球主义”者的角度来看，美国维护霸权的重点是确保在全球体系中的领导地位。美国学者、东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詹姆斯·菲斯特为“全球主义”如此辩护：美国要在塑造未来全球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因为如果美国不领导这一过程，其他国家就会“填补这一空白”，进而损害美国的利益。

　　而站在“美国优先”角度，美国要实行更加“现实主义”的外交政策，进行“有目的、务实的国际交往”。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曾出台外交政策文件阐释“美国优先”：基于国家利益进行外交决策，而不是单纯基于意识形态进行决策；从结果导向选择政策，而不是空谈价值观；不反对国际合作，但反对不能直接服务美国利益的合作；坚持美国领导地位，但必须要求各国共同承担公平责任。

　　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、瓦尔代国际讨论俱乐部研究主任费·卢基扬诺夫不久前发文指出，特朗普有关姿态表明了美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：特朗普可能会放弃其前任的意识形态理由，但结果——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观——保持不变。他认为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也体现了世界秩序变化的逻辑，随着传统联盟和机构的动摇，在国家利益和务实考量推动下，新的动态开始出现。

　　得克萨斯农机大学学者安德鲁·拜尔斯和俄亥俄州立大学学者兰德尔·施韦勒表示，因为美国的力量正在相对削弱，一味延续以往的“全球主义”政策，“把摊子铺得太大”，无法保证美国在所有地方都取得成功。因此，美国必须停止“试图无所不在、无所不做”的行为，在非关美国国家根本利益、关键利益的地方，把责任“下放”给盟友。

　　从“全球主义”到“美国优先”，争的是美国内部政治势力的此消彼长，是盟友体系框架内的“政治正确”，但结果无非还是美国要如何控制世界，如何持久维护美国霸权。